
导语:张伯苓先生后人配查查配资、全国政协原常委张元龙先生配查查配资,日前在南开北京校友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会庆活动上,发表题为“如何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主题演讲。他呼吁把“南开被炸”这段校史申请为“世界记忆”,把所有所得用于南开大学的建设和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发展。
南开北京校友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会庆活动主题演讲
如何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2025年10月12日
尊敬的亦方会长,尊敬的庆山书记、我们的老校长曹雪涛,还有文中老弟,系列校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校友们、嘉宾们,大家下午好!
首先,祝贺南开北京校友会成立110周年!祝贺60000多在京校友实现组织升级、品牌升级、公益升级!亦方兄很不简单,获得了庆山书记的评价:为北京校友会和物理校友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咱们还做了很多工作,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总而言之,非常钦佩!
展开剩余92%1915年10月24日,南开北京校友会成立的时候,张伯苓先生也到会。虽然没找着他发言的原文,但找了一些其他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1934年,张伯苓就校友为南开建校30年募捐事致函校友总会时,有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很有意义:苓深信南开有此热心之校友,南开基础已安如磐石。校友对于学校来说,就是磐石般的基础。
他还对校友会提了三点希望。第一,希望校友们与时俱进,随时求学。大家要不断地进步。第二,凡对国家有益的事件通力合作,多所贡献。不仅仅要围绕学校,更应该围绕着国家的需要,也就是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第三,应自负为民族复兴最强劲的生力军。也就是我们要在世界上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贡献。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学校和校友们的呼应。
我们可以发现,南开是最早发现、最早揭露日军侵华野心的吹哨人,这是我们最近的结论。20世纪初,伯苓校长多次赴东北活动或考察,提出:“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1927年,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1931年底,推出《东北地理教本》。1932年初,全部南开学校开设必修课《东北经济地理》。这些东西惹怒了日本,日本对南开学校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和抢掠,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吹哨人。
抗战开始,南开学校坚信中国必胜,是不出汉奸、满门忠烈的最爱国的学校。抗战十几年间,南开一直走在抗战的第一线。
南开的先贤是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建立和谐国际秩序的探索者。二战结束后,先贤们就探求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伯苓校长1947年去美国参观了联合国,他提出来一个理论:“天下治而后国平”。就是要有全球治理的理念,世界和平,国家才能够安定。张彭春先生是我们第一届的校友,他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把中国人的思想也融入了进去,所以他们是建立和谐国际秩序的探索者。前面亦方兄讲得非常好,张彭春讲“南开就是一个精神团体”。从这三句话里可以看出,南开是个不同于其他的学校。
南开因国难而生。始终和国家、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是南开人的使命。亦方刚才讲了,这一锅出来的就是最有使命感的南开人。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家国情怀的、有使命感的南开人。
进入我的主题:“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历史悲剧不用再重复,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编者注:1937年南开学校遭受日军轰炸劫掠)。今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词。
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我认为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我们要记住历史事实,要还原真相。现在有很多对历史的记录,但只讲伤害,没有讲我们的英雄主义精神。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要特别挖掘、特别牢记我们的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个方法,我们自身要强大。中国强大起来,谁都不敢欺负你,悲剧最起码不会在中国爆发。
第三个方法,我们要反思。不仅日本要反思,中国也要反思。
第四个方法,我们要建立制度,掌握国际话语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成为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针。
现在,我们通过“战争赔款”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战争和往来。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后来又加了3000万两,最终将近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财政的7倍,日本利用这笔钱进入了工业社会。这笔钱是我们财政收入的4倍,相当于把我们自己的发展机会直接让给了日本。之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日本从庚子赔款中大概获得0.8亿两白银。日本通过几次“战争赔款”,得到了将近4.4亿两白银。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战败,我们要进行战争损失的计算,但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从1946年、1947年,到1949年、1991年,都有新的统计结果。201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一个结论: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伤亡3500万人。这些东西都是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计算币值很复杂、很麻烦,比如说现在是以购买力算,还是按通货膨胀算,还是按当时财政收入占比算?同样的100块钱,我在那个时候把100块钱给了你,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它不能换算到现在,所以,这种东西是很难计算的。我们南开有很多研究金融的学者,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课题好好地研究。
一方面是我们的损失,另一方面我们应得多少赔偿。1947年,各国对日本提出的赔偿是540亿美元,中国以牺牲最久、牺牲最烈为由,主张要40%,就是216亿美元。在美国的主持下,日本只同意了30%。但实际上,我们只获得了2200万美元的拆赔设备与3.5亿美元的在华日产接收,占索赔总额不足0.1%。相当于我们补贴了日本216亿美元。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现在有民间算法认为,我们应该向日本索赔20万亿美元。
有人说,给中国最多援助的是日本,那他们到底给了我们多少援助?日本的援助计划时间跨度从1979年到2022年,包括无息贷款、技术合作等等,一共是300多亿美元。但是这300多亿美元换来了中国市场的开放,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外贸的20%左右。
日本的发展状况非常好,GDP是4.1万美元,社会福利非常好,国民的人均寿命和健康水平都很高。他们有一个计划,在50年内要获得30个诺贝尔奖。现在还不到50年,到现在已经有了21个诺贝尔奖。
日本对战争的态度。2025年3月11日,日本政府首次以书面答辩形式宣称《中日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8月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致辞,对日本战殁者表示哀悼与敬意,没有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没有向受害国正式道歉。而在其10月的谈话中,也仅对战前日本政治制度进行了反思。10月4日,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新总裁,即将成为日本首相。她长期持强硬右翼立场,曾公开否认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
而且日本现在国内的整个情绪对中国并不友好。日本广播协会民调显示,对于“战争是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认同者仅35%,48%表示不知道,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不认为是侵略。特别有意思的是,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的投放日,2013年的8月6日日本有一艘准航母下水,命名为“出云号”。出云号当年是一艘巡洋舰,是日本的旗舰,把俄罗斯的瓦良格号巡洋舰给击沉了。出云号在吴淞口对上海市轰炸,当时南开的校友沈崇诲驾机撞向了出云号,出云号被击伤,退出了战斗序列,后来在神户被美军炸沉。巧的是,俄罗斯他们修好的瓦良格号,就是现在的辽宁号。这些是不是巧合?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现在日本对我们的民间赔偿态度是极其消极的。他们认为国家赔偿就包括了个人的赔偿,如果国家赔偿不承认,个人赔偿也就没有。他们不断地推迟这件事,几十年过去到现在等待当事人离世。而且,在日本所有的个人诉讼没有一个成功的。个人赔偿的困难非常大,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途径。
再看看德国的战后态度。德国主要是按四个方面:一个是赔偿,赔偿分国家赔偿和个人赔偿;第二个是法律;第三个是教育,第四个是社会。他们对受害国家的赔偿大概赔了400多亿美元,个人赔偿赔了500多亿美元,现在还在赔,企业也有赔偿,其赔偿效果很好,为德国赢得了很多声誉。
我现在体会,日本人能伸能屈,工于计算。比你强的时候就拼命地索取,不如你的时候就拖延,最后日本只有300万人的损失,而亚洲有4000万人的损失,日本却逐渐地发展起来。中国人讲究谋略,以德报怨。我们是儒家思想,总以德去感化对方。德国人契约精神,直来直去。德国人是该赔就赔。美国人天真霸道,利益为先。好多事其实是美国人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丘吉尔曾经说过,美国往往能够做出最正确的事,但是在做正确事情之前把所有的错的事都做一遍。比如说二战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卖给日本钢铁和石油,等到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才停止,开始对中国支持,而且战争胜利后就压着中国,不让找日本索赔,最后甚至逼着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的赔偿。
我的结论是:日本的援助不足以平衡对中国的伤害。他们就拿了300多亿美元,但是我们3500万人的伤亡和20万亿美元的损失,我们的发展都受到了影响。同时,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是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极大宽容一直被忽略。我们讲到日本发展的时候,经常讲到他们怎么厉害、怎么聪明、制度怎么好,但是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如果前面没有我们的赔款,没有我们免除对它的索赔,日本今天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中国的赔款使日本进入工业社会,进行社会训练,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国免除的赔款,又使日本轻装上阵,免除了沉重的负担。日本发展到今天,除了日本人民的智慧和精神,还有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使它免除了军费开支,得以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
同时,我认为,日本的谢罪和道歉,不足以消弭中国民间对战争的愤恨,唯有对个人的补偿才能够平衡。目前,两国民间怨恨无法消解的重要原因,是民间没有得到实质的补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放弃国家间战争赔偿要求,但未放弃民间个人索赔权,也未放弃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略与加害历史的权利。并且,我们仅放弃了要求,没有放弃权利。联合国规定,放弃权利须经本人同意,对个人追偿没有限期,不设定法定时效。因此,我们有理由进行索赔,赔偿的金额可以再重新计算。以德国的经验,个人赔偿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有利于国家的效果。
放弃对历史的追问不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
中国以德报怨,日本何以报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你如何对待历史,你的后人就如何对待你。日本应当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亏欠,是中国牺牲自己的发展,成就了日本的发达。但日本80年来的态度,中国也应当明白,以德报怨无法保证悲剧不再发生。我们不要怨恨、不要跪拜,我们只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重新准确计算损失,收回自己应有的补偿。这既是避免悲剧发生的重要条件,也是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强大起来的因素——我们要做争气的中国人。
那么,我们为什么、怎么样把“南开被炸”这段校史申请为“世界记忆”?申泮文先生当年在全国政协有一个提案,1995年,他和严范孙的孙子严仁庚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提起了对日的索赔,索赔的金额是4.5亿美元。根据伯苓校长“私立非私有”的精神,南开是社会的学校,因此我们约定,所得赔偿将建立一个教育基金,用于南开大学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现在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以前的历史记入在世界记忆遗产里。“世界记忆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全球性文献遗产保护倡议,与《世界遗产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列为三大旗舰,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来保存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防止其消失。“世界记忆”要求文献须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并且具有全球文化价值。中国目前已有18项入选,包括:甲骨文、《本草纲目》、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世界记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忆,它只收录真实的事件、事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等一系列要求,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档案文献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滋养和精神动力。保护、传承、利用好档案文献遗产,要在社会形成共识。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受到了天津市档案馆和国家档案馆的认可。
我们现有的档案资料是具备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比如说被炸照片、回忆录,以及日本领事的一些信件等等。特别是我们还具有世界文化意义,就是南开被炸引发了先贤对战争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并将其带来的影响融入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的思考中。《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为之奋斗的核心目标,指明人类前进的方向,是灵魂,世界记忆是鲜活的肉体。
这么做有何意义?我想,把这段历史存进世界记忆,有助于重塑南开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这对南开是非常有好处的。把那段历史存入世界记忆中,有助于重塑南开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世界记忆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忆,具有全球文化价值,和人权宣言同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避免悲剧重演的重要手段。世界记忆有利于我们获得各方支持,我们将会把所有所得用于南开大学的建设和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发展。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刚才庆山说了,现在这个南开大学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但是相比清华、北大,我们的钱还太少,如果我们抓住机会,很有可能Make Nankai University great again!再次伟大!比起单纯地索赔,申请世界记忆更能激发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士,共同寻求真相、寻求和解的愿望和行动,这样可能比索赔更柔和一些。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热心的校友正在积极地参与,我也希望南开大学的领导支持和主导这个项目,希望南开校友,以及对此项目感兴趣的人,可以对此项目多多地宣传,协助资料收集,对相关活动给予支持,包括到日本找回被劫掠的校钟和书籍。
最后,全球治理是避免悲剧重演的终极手段。
现在的世界记忆、人权宣言,全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构架。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非常重要,应该说是避免悲剧的终极手段。
最近刚去世的珍·古道尔,享年91岁,她认为人类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理应承担起守护地球文明和生态的责任。我们人类是非常智慧的,为什么不能够保持和平呢?我想起一个寓言,有一只狮子站在悬崖上,看着底下两拨人类在厮杀,死了好多人。狮子很奇怪,你们也不吃他,杀死这么多人干什么?可能我们的想法还不如动物界,动物是要吃它才杀它,我们不是,我们杀他,不知道为什么杀他。
我觉得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悲剧会不会重演?我觉得会。因为现在确实在某地也正在发生,不在中国发生,但世界各地确实在发生。美国最近的800个军官的集训、国防部变成战争部;世界各地地缘政治冲突,
各国军费的增加、军备竞赛,以及现在拥核的热情,都是未来悲剧再次发生的一种预兆。不让悲剧重演是战后组建联合国的目的,是全球治理的目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伯苓校长在1919年说过:“今后世界上有最大长进希望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中国是拯救世界的重要力量,中流砥柱。
在反思和记忆不能触动侵略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制度保证。人类和平需要制度保证。目前现象,预示着悲剧有重演的可能。全球治理,刻不容缓。中国应当在其中承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必须强大,才有发言权。当年,张伯苓、张彭春在战后的反思和行动,体现那一代知识分子阻止悲剧重演的愿望。今天,我们中国有强大的实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将一定完成这个目标。
最后我用几句“顺口溜”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
战败城下之盟,惨胜以德报怨。
当时甲午海战、《庚子赔款》都是我们战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挨了一枪,减了一亿两赔款,他还要减,伊藤博文跟他说,你不要减了,这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就是说多少就多少。你今天到这地方还跟我讨价还价?
二战我们胜利,实际上是惨胜,并不是真正地把日本打出去,但是我们是以德报怨。
暧昧侵略真相,抵赖民间赔款。
到现在为止,日本除了春山,剩下首相没有一个人敢说那是侵略,他们对侵略这两字非常暧昧。
装入世界记忆,千秋记录在案。
咱们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到世界记忆中,让它永远地记录在案。
中兴全球治理,不教悲剧重现。
中兴就是中国要兴起来,我们参与全球治理才能够保证悲剧不再重现。
最后一句,中国兴,天下治,世界和平。
谢谢大家!
(张元龙,张伯苓先生后人,全国政协原常委。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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